各国配额上限是唯一一条能解释以下现象的算术：一位来自印度的软件工程师可能要为绿卡等上数十年，而一位同样合格、来自较小国家的同事只需等一两年。这不是阴谋，也不是自由裁量。这是1990年写进法律的算术，一旦你看清了这些数字，整个基于就业的积压就都说得通了。
国会在1990年写下的公式
1990年的《移民法》把每年基于就业的绿卡总量定在约140,000个，涵盖工人及其配偶和子女。它还规定，任何单一国家在一年内所获得的家庭类和就业类总量都不得超过7%。对于就业类签证，7%大致折算为每个国家每年约9,800张绿卡，分摊到所有EB类别之中。
问题在于：那140,000个签证名额把随行家属也算了进去。一位携带配偶和两个孩子的主申请人要占用四个签证名额，而不是一个。实际上，每年总量中只有一小部分落到真正的工人身上。
为什么偏偏是印度？
来自印度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的那一份额。看看这条通道大致的形状：
- 多年来印度国民获得了很大一部分H-1B签证，往往约占获批量的四分之三。
- 这些工人中有许多被担保申请EB-2或EB-3绿卡。
- 但印度在就业类绿卡中所占的份额，被上限限定在与一个申请人极少的国家大致相同的数字。
结果就是一条队伍，政府和独立机构的估算都把印度就业类积压（含随行家属）中的人数定在约一百万。按被上限限定的年度流量，简单做除法便得出：EB-2和EB-3印度队伍末端的预计等待时间要以数十年计。排在队伍中的孩子可能在家庭排到队首之前就在21岁"超龄"了。
未用完的容量不是有帮助吗？
有一些。法律允许把低需求国家未用完的名额溢出给积压严重的国家，这正是印度的队伍还能移动的原因。而当家庭类签证未被用完时，它们会在次年滚入就业类别，这在2021年和2022年大规模发生过，当时领事馆在疫情期间放缓了运转。那些溢出年份让USCIS批准了异乎寻常之多的就业类绿卡。但一次性的意外之财并不能修复一个结构性的上限。
什么才能真正解决它？
只有国会才能改变这个公式。取消就业类签证各国配额上限的法案，曾不止一次以跨党派支持在一院获得通过，但从未成为法律，部分原因是：在不提高总量的情况下取消上限，只是把同一份短缺重新洗牌。一个认真的、以能力为本的解决办法，将会提高就业类的数量、停止把随行家属计入上限，或两者兼施。奖励那些遵守了每一条规则、多年纳税、并让美国科技和医疗行业得以运转的人，正是一套法治的移民系统应当做的。
这对你意味着什么
如果你出生在印度（上限依据出生地，而非公民身份），那么策略对你比对几乎任何人都更重要。人们会考虑的实际做法有：
- 问一问你的资质是否支持EB-1，即便对印度而言，它也比EB-2/EB-3快得多。
- 如果你的配偶出生在另一个国家，跨国配额归属（cross-chargeability）也许能让你使用那个国家的队伍。
- 只要《签证公告》的日期允许，就提交I-485，因为一份待决的身份调整会带来工作和旅行上的灵活性。
- 留意你孩子的年龄，并理解《儿童身份保护法》是如何计算他们年龄的。
这算术很残酷，但早早看清它，能让你围绕现实而非希望来规划事业和家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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